当前位置:依龙网>综合>专访英国资深中国问题观察家休·佩曼,谈“中国巨变”

    专访英国资深中国问题观察家休·佩曼,谈“中国巨变”

      时间:2019-10-22 06:29:58   点击:3670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从未离开英国资深中国观察家休·佩曼(hugh peyman)的视角。

    1976年,休·帕尔曼开始与中国联系。他在1978年第一次访问大陆。20世纪90年代,他开始对中国进行传统的经济研究。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0多年了。在此期间,他与中国人结婚,长期在中国工作和生活,观察和研究中国。今年9月,他的英文书《中国的巨大变化:地球上最大的变化》的中文版由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

    休·帕尔曼(Hugh Perlman)指出,中国大变革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处理和管理变革的思维,这种思维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带来了许多战略经验。随着人们习惯变化,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影响力在于它在经历挫折后分析问题、设计纠正计划和创新组合的能力。

    在外国观察家眼中,中国是如何变化的?中国改革的系统规律是什么?中国的变革之路对其他国家有什么启示?为什么西方人经常误解中国?最近,休·帕尔曼接受了《新京报》的独家采访,讲述了一位外国观察家眼中的中国变化。

    中国的经验

    “那时,我不明白我妻子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让我对中国的思想、历史甚至哲学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来中国的?请告诉我们你在中国的经历。

    休·帕尔曼(Hugh Perlman):在我从牛津大学获得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学位后,我合著了《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中国在非洲的杰作》一书,该书于1976年出版。这应该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后来,我在路透社工作,并于1977年随路透社来到香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是在1978年11月,也就是改革开放前一个月,当时中国旅行社为外国游客推出了一个试点项目。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对亚洲邻国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我开始对中国进行传统的经济研究。

    2002年,我把我的独立研究公司从新加坡搬到上海,分析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和上市公司的发展。那时,我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对我的客户、世界上最大的美国和欧洲投资机构以及任何对经济、投资和地缘政治感兴趣的人的重要性。我的主要兴趣是了解中国经济,然后我可以回答西方最常被问到的关于中国的问题:中国经济何时会崩溃?我当时的回答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变化,它就不会崩溃——我今天的回答仍然是一样的。

    我的教育背景是发展经济学,但我的心是经济史学家。只有了解经济结构和长期发展过程,我们才能做出更好的预测。因此,我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观察和研究,但要做出可信的预测,我不仅需要了解经济,还需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哲学。

    新京报:你妻子是中国人。你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很长时间,在中国做研究。你的经历与其他研究人员有何不同?

    休·佩曼:我在中国既有职业兴趣,也有个人兴趣。投资者想知道中国传统研究中没有什么。大型投资银行和股票经纪人将免费提供一些研究来吸引客户,而我们的研究是有偿的,所以它必须是更好更深入的研究。

    对我来说,理解中国也是出于我个人的兴趣。我妻子杨爱音出生在福建。自1977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不明白她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这通常很有挑战性,让我对中国的思想、历史甚至哲学有了深刻的理解。否则,像大多数西方人一样,我可能只从书籍、媒体、几次访问和其他外国谣言中了解中国。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国家来说,这远远不够。此外,外界对中国的看法往往植根于几十年前的第一印象,我在中国各地的业务、个人生活以及经济和企业研究让我跟上了中国发展和快速变化的步伐。

    中国70年的变迁

    中国高度重视历史,过去70年的变化可以说是日新月异

    新京报:你提出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催生了中国传统的治国方略,从而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具体有哪些方面?你为什么认为这些中国传统思想仍然重要?

    休·帕尔曼:任何社会都受其历史的影响,尽管西方很少有人完全承认或根本不承认这一点。太多的人被现在和他们这一代人的重要性所困扰。中国不同。中国高度重视历史,并审视了历史的高点和低点。2000年前的治国之道、历史或哲学被认为和20年前一样重要。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在一百年内被提及,没有人会再关心历史了。

    中国哲学解决了执政党需要回答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时候也有混乱、暴力和骚乱。统治者们正在寻找避免一些早期悲剧的方法,尤其是在经历了500年的战争和春秋时期的动荡之后。2500年前,孔子和孟子等哲学家从哲学上寻求和平、繁荣和和谐管理的道路。自19世纪以来,中国失去了它的领土、主权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地位。今天,人们仍然从汉、唐、宋和清初的成功朝代中汲取教训。这些想法仍然是当前思维的来源。

    新京报:你称中国70年的变化为“地球上最大的变化”与传统中国相比,你认为中国发生了什么深刻的变化?

    休·帕尔曼:中国过去70年的变化可以称为快速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中国已使8亿人脱贫,这在规模和速度上都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减少性别不平等也是如此。就业妇女的比例高于其他国家。对于一个曾经要求女性缠足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变化啊。在消除文盲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三者都为消费驱动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奠定了基础。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预计将在十年内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并在本世纪中叶成为高收入国家。

    如何管理中国的变化

    "中国成功转型的过程有三个要素:目标、方法和人."

    新京报:你说中国的改革有一个严格的过程。关键在于“如何改变”,而不是“改变什么”。中国最神秘的元素是管理改革。这个系统是如何工作的?

    休·佩曼:改变是商业和个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过程。然而,在一个国家的进程中,变革往往被忽视。西方认为社会进程正在直线上升。然而,亚洲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周期性的变化。任何事物都可能上升或下降,无论它是极度平静还是幸运。

    人们经常呼吁变革。然而,在西方,除了一些宗教和科学文献之外,没有关于变革过程的正式概念,政治家也没有可遵循的规则。相比之下,中国传统哲学不仅提倡变革,而且善于变革。

    几千年来,直到今天,中国有许多关于变化的著作和评论。除了儒家思想和孙子兵法,还有许多其他高度兼容的传统作品,如《易经》。事实上,英国汉学家约翰·明福德甚至说《易经》是中国的书!这很有说服力,但也显示了《易经》在教导人们如何管理生活中的机遇、变迁和变化方面的重要性。

    我认为中国成功转型的过程有三个要素:目标、方法和人。这三个要素也适用于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成功变革。

    目标应该简洁、清晰、现实,如稳定与和谐。方法包括长期思考、广泛研究和360度总体规划。这有助于避免意外后果。然后测试测试方案,检查系统中的主要缺陷并修复漏洞。从实用主义出发,安排措施的实施顺序。然后正式发射将开始。这强调循序渐进的进步,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经常采用大爆炸解决方案。强调因地制宜,而不是僵化的意识形态;强调不断反思和改革。第三个因素是,人的教育、性格和责任感至关重要。

    论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影响力在于它在经历挫折后分析问题、设计纠正计划和创新组合的能力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休·帕尔曼:中国共产党已经适应了不断变化的形势和需要。经过晚清的衰落、频繁的内战和抗日战争的破坏,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够重建中国经济的政党。当经济面临新的复杂挑战时,中央计划经济必须让位于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新体制。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共产党的角色也随之改变。像许多亚洲国家,如日本和新加坡,甚至一些欧洲国家一样,中国经济现在拥有混合所有制。政府的主要作用是超前思考和长期监督,而不是每天控制企业和资本配置。

    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带来了许多战略经验,有的来自传统思想,有的来自新时期。随着人们习惯变化,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影响力在于它在经历挫折后分析问题、设计纠正计划和创新组合的能力。

    新京报:邓小平在1978年后推动改革开放。你认为推动他成功的内部因素是什么?

    休·帕尔曼(Hugh Perlman):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产业结构调整、激励措施和竞争的结合。鼓励私营部门进入轻工业和服务业创造了今天的消费驱动型经济。国有企业改革使重工业能够提供扩大个人需求所需的投入和生产资料,因为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收入增长。

    论反腐败

    "减少官方干涉和繁文缛节意味着减少腐败的机会."

    新京报:你有多少次提到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为了实施真正的改革,领导人必须更新现有制度,以确保可持续的变革。你认为十八大怎么样?

    休·帕尔曼(Hugh Perlman):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聚焦于对经济非常重要的三个领域:基于1978年和1992年决定中国经济转型的下一阶段。反腐败是一个主要目标,许多高级官员和军官相继倒下。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的重要性,四中全会把法治作为改革的核心:企业和普通人都需要法律确定性来投资和签订合同。没有这三项政策,经济就无法快速增长,也无法支持进一步的变革。相反,经济将放缓并停滞不前。

    关于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的反腐败问题,我认为经济上的反腐败解决方案是实现经济自由化,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审批、许可和监管要求,减少官方干预和繁文缛节,这意味着减少腐败机会。系统透明度就像一盏暴露腐败并消灭腐败的灯。市场竞争和项目公开招标有利于公平定价。这些政策驱逐了那些以前只通过腐败、垄断和限制性做法获得成功的公司。除了经济学,不言而喻,反腐败取决于道德约束和对官员行为的有效监督。

    论中国的经济发展

    “最大的优势是重视早期教育,增加研发支出的比例。”

    新京报:你说只有当你完全了解中国经济,你才能了解中国的整体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你认为强大的力量在哪里?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测是什么?

    休·帕尔曼:中国经济增长中经常被忽视的最大优势是重视早期教育。随后的目标是将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五倍。对早期教育的重视几乎消除了文盲。普及12年义务教育将为中国人提供获得发达经济体普遍较高收入所需的技能教育。研发支出的大幅增加帮助中国缩小了与许多成熟行业中世界领先企业的差距,使中国企业在未来的几个行业(如5g、通信、自动化和电子物流)中竞争日益激烈,甚至处于技术前沿。

    只要中国进一步开放,保护知识产权,继续国有企业改革,中国就没有理由至少在未来10年内不进一步提升经济。首先,60%以上中国人居住的内陆省份具有更大的经济潜力。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从中国中部到西部的省份和边境,可以沿着沿海地区发展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最重要的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私营企业的增长。全球金融危机后,经受了十年挑战的民营企业迅速成熟,管理和治理体系日益完善,失败的经验教训也很多。引领新经济的不仅仅是大型企业,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新兴年轻企业,它们拥抱着新产业带来的新机遇。服务业,除了金融和一些运输领域,大多是私营企业。

    只要改革继续,20世纪20年代5%的年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就不成问题。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超高速经济增长后,它很可能演变成持续缓慢的经济衰退,风险更小、更可持续,但速度仍然是成熟西方经济体的两倍甚至三倍。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理解的障碍往往来自内心,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并不容易。"

    新京报:西方人应该如何理解中国?

    休·帕尔曼:理解的障碍通常来自内心。事实上,了解另一个国家和自己的国家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几十年,而不是几年。认为在一个国家学习或工作几年后就能成为中国专家是一种幻想。甚至很难理解像欧洲这样有着相对共同文化的邻国:在大约30个国家和5亿人口中,没有两个国家是相同的,有不同的制度和思想。对西方人来说,更遥远的中东是复杂的,更不用说非洲的10多亿人口、近20亿人口和40多个国家。

    相比之下,理解中国的挑战更大。在这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家,还有更多东西需要学习。几千年的历史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概念,使得理解更加困难。语言障碍只是其中之一,尽管它不是最大的障碍。观察者最大的障碍是理解他的心。为了理解别人的想法,一个人经常需要把自己放在自己的位置上,这并不总是容易做到的。

    向外界解释中国的最好方式通常是从他们对中国了解一点的地方开始,然后开始讨论。这可能围绕着人际交流、商业、食品或媒体报道等话题,这些话题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共同话题。

    在向西方解释中国的巨大变化时,我没有详细介绍那些闻所未闻的哲学家的未知哲学,而是直接提到科学家达尔文和爱因斯坦的熟悉名字,以及约翰·肯尼迪和赫尔穆特·科尔等政治家表达的共同观点。在经济发展方面,我谈到了工业革命、城市化和消费主义等共同的发展概念。我今天能更好地理解中国:这比冷战时期僵化过时的形象好得多。

    事实上,中国和西方有很多共同点。在中国变革管理的20个基本概念中,有18个类似甚至相当于19世纪初以来西方经济的主导地位,如长期思维、实用主义、渐进主义和远见卓识。甚至连中国的两个术语“改革”和“调查”都是西方人很容易理解的熟悉概念。

    中国改革的启示

    “任何国家都可以看看中国,选择适合自己文化和发展阶段的模式。”

    新京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全球经济的改革?

    休·帕尔曼:改革的概念起源于4000年前的中国。所有体系都需要改革,全球贸易体系也不例外。70多年来,交易系统需要更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证明,最好通过多边框架而不是以邻为壑的贸易协定来实现这一目标。20世纪30年代,正是这一贸易协定导致了大萧条、失业、战争和冲突。

    在寻求贸易冲突的解决方案时,理解整个变革概念有许多好处。所有经济体都在内部和外部发生变化和发展。以前有用的东西逐渐过时,导致摩擦。新的贸易安排必须在现有体系内达成一致。

    世界贸易组织2.0提出,所有国家都有落后的社区和产业,这些问题必须得到重视和解决。正如美国和欧盟等增长缓慢的成熟经济体必须在内部解决这些问题一样,中国和印度等已经复苏的主要快速增长经济体也必须充分意识到这些问题,并伸出援助之手。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大部分解决办法和途径已经明确。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哲学提供了一个适应21世纪现实和需要的过程。

    变革要求人们愿意接受新思想。这是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从别人的经历中学习也是如此。正如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发展一样,“一带一路”路线沿线的国家将通过交流思想和做法使各方受益。

    新京报:你认为在中国的变革道路上,对其他国家有什么启示?

    休·帕尔曼:没有一种模式适合所有国家,但是我们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任何国家都可以看看中国,选择适合自己文化和发展阶段的模式。

    新京报记者何强

    受访者提供了照片。

    校对郭丽勤

    © Copyright 2018-2019 bitwor.com 依龙网 Inc. All Rights Reserved.